《成化新昌县志》卷三《山川》： 

　　东岇山，俗名远望尖。在县东六十里，高八百余丈，围五十里。其山脉自天姥关岭南入天台，为石桥山复由石板盘礴百数十里，而入本县善政乡。 

　　清闻性道《东岇志略》卷一《图经》：“东岇山，一名远望尖。在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东四十里。其高以丈计者五十里，周围为里凡四十，脉自菩提峰来。”两志成书年代不一，所载东岇山道里、高度、范围亦存迥异。因古时测绘技术所限，故记述道里方位只求概况。案，《嘉泰会稽志》《万历绍兴府志》载“东岇山条”同《东岇志略》。又两志载东岇山脉一自关岭，一自菩提峰，溯其主山属括苍山，为天台山支脉。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六《江南道八·越州》：“沃洲山，在县东七十二里。”《成化新昌县志》卷三《山川》：“沃洲山，在县东三十五里，高五百余丈，围十里。”案，《成化新昌县志》卷三《山川》、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三《浙江四·绍兴府》“沃洲山”条同此。东岇山与沃洲山皆位于新昌县东三十五里至六十里范围。案，顾祖禹所记“七十二里”应属泛指。大概在东西晋这一区域称之“东岇山”，南朝梁始以此山其中之一域称之“沃洲”；唐以降则多沿后者之名。原因详后申论。 

　　东岇山之闻名于世，与晋宋社会与宗教存莫大关系。兹就梁慧皎《高僧传》所叙竺法潜、支遁，于此山之行事按时间次第列于如下。 

　　《高僧传》卷四《义解一·晋剡东仰山竺法潜》： 

　　中宗肃祖昇遐，王庾又薨，（竺潜）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潜虽复还东西，而素怀不乐，乃启还剡之仰山，遂其先志。于是逍遥林阜，以毕余年。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时仰山复有竺法友，志业强正，博通众典，尝从深受阿毘昙，一宿便诵。 

　　同书同卷《义解一·晋剡沃洲山支遁》： 

　　（支）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后还吴，立支山寺，晚欲入剡……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羲之）故诣遁……遁乃作《逍遥游》数千言，王遂披衿解带，流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俄又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 

　　检《东岇志略》卷二《沿建》：“西晋（年阙），西天竺罗汉僧白道猷就会稽郡剡县东岇山沃洲并建精舍。”宋高似孙《剡录》卷三《高僧》：“白道猷，罗汉僧，来自西天竺，居沃洲山。”东岇山由西晋白道猷开山。东晋元帝、明帝时，琅邪王氏家族的权力达到顶峰。南方佛教最初之兴盛，与当时王导、王敦的专权有密切关系。他们对公元四世纪南方佛教集团给予了大量的捐助。譬如，他们家族当中出现过很多居士，尤其是上及之竺法潜，字法深，乃王敦之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建武太宁中，他到达建康（今南京），受到明帝的极高礼遇，时人谓之“方外之士”。后来竺法潜做了简文帝的座上宾，刘惔问他：“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可见其地位之高。自东晋太宁二年（324）后，王导地位逐渐为庾亮取代，然他也是南方佛教的支持者。庾亮死，朝廷权力由庾冰、庾翼掌管。成帝时，庾冰开始控制朝纲，以僧团主张“不拜王”（地位之争）因由，制定反对僧伽权力的措施。在此期间，佛教在士大夫圈内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会稽地区，竺法潜遂携大批追随者远走地方，进入东岇山。继之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林虑人，二十五出家，驻锡沃洲小岭。推想南方佛教集团名僧避难剡东（今新昌）原因盖有几：一，最早开发东岇山者白道猷，他作有《招道壹归隐沃洲》诗：“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楱。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山径，处处见遗薪。”称溪山奇羡。案，石杏荪《沃洲山志》卷上《灯传》：“竺道壹法师……时帛（白）道猷栖剡东岇山之沃洲，夙与壹善，招以书及诗。（诗）载《道猷传》。壹乃适沃洲，从情溪壑，同咏同参。”时白道猷、竺道壹已于东岇山立寺行道。然检《高僧传》卷五《义解二·晋吴虎丘山东山寺竺道壹》：“竺道壹，姓陆，吴人也……时若耶山有帛（白）道猷者……与道壹经有讲筵之遇……后与壹书云……壹既得书，有契心抱，乃东适耶溪，与道猷相会，定于林下。”两书所叙为同一行事，可地域有别，疑《沃洲山志》辑《竺道壹传》必有疏误。二，西晋亡后，北方士族即所谓“过江名士”，播迁南地，广占山泽。因建康本为孙吴旧都，吴人之潜在势力甚大，又人口繁庶，若于此殖产兴利，则必招致吴人之仇恨。唯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会稽郡，为经济之发展。然会稽郡城山阴附近土地肥沃，已被当时大族如虞、魏、孔、贺所占。《宋书》卷五四《孔灵符传》：“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倘北来士族再插足其间，定然导致经济矛盾之激化。竺法潜虽入沙门，但其身份却是东晋一朝之上等士族。由于他与东晋初期王权关系密切，受之袒护，自会稽郡继而东进，向山林川泽发展，占据人迹罕至，颇为荒芜的东岇山。从后之支遁求买“沃洲小岭”，抑可证晋宋士族大肆占山买地之风气。三，从公元三世纪至四世纪末，南方屡见叛乱，剡县（今嵊州、新昌）相对安定，可视为“桃花源”中避世之地。《晋书》卷八○《王羲之传》载《与谢安书》：“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王羲之于剡获取土地。王家为佛教的大施主和保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居于同一地域，便于交游。案，今传王羲之尺牍，佛典用语迭见，乃知右军非专事天师道，亦为喜诵佛经之信徒。职是之故，东晋于成帝一朝佛教在京都销声匿迹，反而兴盛于地方之一隅之因缘。 

　　按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第四章《东晋南北朝高僧之地理分布》所作“《高僧传》东晋时代高僧标目地统计表”，列会稽郡为10位，其中剡县为6位；“《高僧传》东晋时代高僧游锡地”，列会稽郡为17位，剡县为8位（其中石城山3位）。严氏指出，“剡中佛事甚盛”，并引《水经注》卷四○《渐江水》注云： 

　　浙江又北径山阴县西……又浦阳江北径剡县（今嵊县）东，又东北径始宁县（今上虞县西南五十里）南之嶀山，又东东北径太康湖，“谢玄田居所在……山中有三精舍……足为避地之乡矣。”此并会稽佛寺之近水道者。 

　　前揭《高僧传》所谓支遁于“沃洲小岭”立寺。沃洲之名，出自沃水。《尔雅》：“沃泉县（悬）出。县（悬）出，下出也。从上溜下……水中可居者曰洲。”《读史方舆纪要》谓沃洲“下绕大溪”。沃水属东岇山水支流。依《东岇志略》卷一《图经》：“岇水之北涧，出吕家溪，外有潭，曰岸椿……岇水又西北从雷成阬而来，汇于狮子岩。”又《成化新昌县志》卷三《山川》：“东溪，在县一里，其源东南来自天台石梁瀑水。”《民国新昌县志》卷二《山川》：“新邑分大溪，县治之水发源天台石梁。经县治东，旧名东溪，居新邑之中。”溯岇水之源，一发于天台石梁之瀑水，一发于此山之泉流。譬如，此域有岩穴，上挂一瀑长年流注，曰水帘洞。案，远望尖俗称“水帘尖”，得名于此。诸流汇入东溪，成“县治水之”，即今之新昌江。东溪与发源东阳之澄潭江注入剡溪。水出剡县西南，北流入上虞界为曹娥江，经山阴西，再汇入钱塘江。东晋时期，从建康至会稽最便当的交通线即是水路，由都城出发达京口，经曲阿（今丹阳）、晋陵（今常州）至吴郡，然后渡过钱塘江直抵会稽。越人风俗乃“以舟楫为车马”。诸如唐朱放《剡山夜月》诗：“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溪边。漠漠黄花覆水，时时白鹭惊船。”宋姚祐《游沃洲》诗：“欲对仙源问消息，直溪一道向西流。”及后世董荆《题沃洲遗翰记》诗：“泛舟东来古剡县，舍櫂朝入桃花溪。”“桃花溪”指从岇水流入“东溪”之上源。此可与晋宋士人往还东岇山与会稽郡之间的交通线，即水路相印证。案，《世说新语》卷下之上《任诞第二十三》载王徽之“雪夜访戴”事，其航线亦从郡城东到曹娥江，再至剡溪。抑亦可作为严氏“会稽佛寺之近水道者”之旁证。 

　　关于《高僧传》载支遁求买东岇山“沃洲小岭”为居地，材料出《世说新语》卷下之下《排调第二十五》：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高逸沙门传》曰：“遁得深公之言，惭恧而已。” 

　　鄙昔撰《支遁入剡考》，系支遁买山事于东晋建元元年（343）之后，并一直居于永和七年（351）、八年（352）。为避行文拖沓，此不复及。然则支遁求买的“沃洲小岭”，据《沃洲山志》卷下《名胜》：“支遁岭，真觉寺右数十步，有岭。为高僧支遁所筑，因名支遁岭。”此属附会。“沃洲小岭”之“岭”，当不作“山道”解，其含义为相连之山。《文选》卷一一辑孙绰《游天台山赋》：“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李周翰注：“直上孤立曰峰，平高而长曰岭。”宋韩拙《山水纯全集·论山》：“洪谷子云，尖曰峰，平曰顶，圆曰峦，相连曰岭。”故此“岭”，实与宋苏轼《题西林寺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岭”同义。支遁居“沃洲小岭”与竺道潜彼此相知甚深，后来他致书“高丽道人”，赞赏竺道潜“体德贞峙，道俗纶综”“维持法纲，内外具胆”；又谓两者同在“剡县之仰山，率合同游，论道说义，高栖皓然，遐迩有咏”。行文至此，兹以东岇山与沃洲山之关系略作简叙。东岇山乃东晋固有之名称。考刘义庆《世说新语》成书时间在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至十七年（440）。慧皎《高僧传》载支遁“沃洲小岭”，为文献所涉“沃洲”两字最早之见，从他编著卷目标题，署竺法潜为“晋剡东仰山”，而署支遁为“晋剡沃洲山”，及支遁于东岇山求买“沃洲小岭”揣摩，沃洲山实为东岇山区域之山。慧皎，未详氏族，会稽上虞人。学通内外，博训经书。梁去晋未远，又其著此书时居嘉祥寺（会稽），其对剡东山川地域必有过稽查。故他撰《高僧传》之标题，即把“东岇山”与“沃洲山”分列，究其理由盖出于此。由于支遁的声名，“东岇山”渐被沃洲山所掩。尤其是到了唐太和二年（826），有白寂然访天台而至此山，经营禅院，感曩时人文之盛，辄邀诗人白居易为之撰文。太和六年（632），白氏成《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声名鹊起，响于寰内。案，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二○《洞天福地》记沃洲山为第十五福地。唐刘长卿《送方外上人》诗：“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唐以降，“沃洲山”替代东岇山，实一山而具两名，如宋编纂《嘉泰会稽志》等记叙新昌山川始就“东岇山”“沃洲山”分而述之。 

　　然则“沃洲小岭”，因年岁既久，记叙阙失，具体之域已不可得，但支遁于东岇山所传迹象在文献中凡举有几。诸如：放鹤峰，《世说新语》卷上之上《言语第二》：“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成化新昌县志》卷三《山川》：“放鹤峰，在县东沃洲山，高五十余丈，围五里，世传支遁放鹤于此。”养马坡，《世说新语》卷上之上《言语第二》：“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建康实录》卷八引《许玄度传》：“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避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沃洲山志》卷下《古迹》：“养马坡，坡在真觉寺右数十步。”唐皎然《支公诗》：“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支遁放鹤养马，虽是事实，可文献所谓与之相关古迹，多为后人所造。案，《建康实录》谓之“剡东山”，指剡东岇山。《世说新语》《高僧传》所述此山多见异名，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于“支遁买山”条引程炎震云：“印山当作岇山，见《德行·言语篇》注。《高僧传·四》亦作岇山。《音义》云：‘吾浪切，山名，在越剡县。’”仰山、印山，皆为“岇山”，属“鱼亥”之误。岇山乃东岇山之略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