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1923年－2015年），原名陈庆均，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郦学研究泰斗。 

　　曾任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咨询委员。

陈桥驿先生（左）为《天姥山志》主编徐跃龙作学术指导

　　新昌县的两位专家惠临舍下，与我讨论的主题是修纂该县名山《天姥山志》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这样的名山胜迹，居然至今无志，不免感到诧异。但平心静气地检讨一下，我在这类名山无志的疏漏中，无疑也是责无旁贷的。我是虚龄二十六岁之年就受聘到此县担任邑中名校新昌中学的教务主任。其间也发表过不少文章，我生平的第一部专著《淮河流域》(1)就是1952年在该校执教时出版的。有关此邑的地方文献、至今已属稀本的如万历《新昌县志》（2）、康熙《新昌县志》（3），也曾设法有所披阅。但所阅仅及于邑志，而对于名山名川之志，竟一直未曾过问。我在新昌执教七年，亦不知天姥名山竟然无志，正是说明了我的疏忽与无知。 

　　我原来并非方志学家，只是由于学术界有朋友的谬赞错爱，在近代第一轮修志时坚邀我参与其事。甚至在第一轮修志中的全国主持人在其所作的总结性著述《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1946—2000）（4）也坚请我作序，实在使我不胜愧惶。这次由于新昌专家的惠临，我不得不在这方面略作检查，由此发现我在这些年中已经公开出版了两种方志论文集。第一种名为《陈桥驿方志论集》（5），第二种名为《陈桥驿方志论文续集》（6）。其实，此二书都是由我青年的研究生为我收集编纂的。现在我捡出此二书略加披阅书中拙文，发现其中大量是我为市县志书所写的序，此外也有关于水利志、河湖志、文物志、人物志、特产志、引进志（7）等方面所写的评论。在两部论文集中，为“山志”而撰文的，仅有《普陀山志》一篇，说明在我国这个多山的国家里，我又在新昌这个名山之区工作过多年，却没有重视为山修志的事，所以《天姥山志》的至今尚无其书，我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轮编纂的《新昌县志》（8）是由我作序的。新昌虽然是个一般县邑，但在第一轮修志以后，随即又出了《新昌地方志丛刊》。此书也由我作序，但我也未曾留意过新昌曾否修纂过名山志。所以这次两位专家的到来，特别是徐跃龙先生，毅然以《天姥山志》的编辑为己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9）所以《天姥山志》的修纂，在历史的长河中，仍称得上为时未晚。我当然不过聊以自慰，而以徐跃龙先生为首的修纂此志的专家们的见识和雄心，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现在再来议论一点天姥山的事。新昌是浙江省名山如会稽、四明、天台诸山荟萃之地，但天姥在曹娥江支流之域，与会稽山无涉，所以会稽山可置勿论。而四明、天台诸山都与它盘根错节，关系密切。正是由于天姥山的名山无志，我不免对与新昌有关的四明、天台二山的志书概况作了一点调查。四明山在汉代就已有志，梅福（字子真）的《四明山记》虽已久佚，但曾为清黄宗羲《四明山志》所引及。而晋木华（字元虚）的《四明山记》亦为宋赞宁所引及。上述黄宗羲的《四明山志》四卷，虽然传本难求，但《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甚明。此外，《通志·艺文略》及《宋志·艺文志》都著录有不知撰者的《四明山记》一卷。书虽亡佚，但无疑是宋代撰述。至于《天台山志》，为数更多达十余种，虽然多数也已亡佚，但其中篇幅甚大的如清康熙张联元所辑的《天台山全志》十六卷，虽今已成稀物，但在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都仍有收藏。如上所述，既然与天姥关系密切的四明、天台诸山都有多种志书，而天姥也是名山，何况诗仙李白，竟专为此山写出如此名诗：“越人语天姥，云霞明天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首名诗中的“赤城”，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0）“赤城山”条，此山虽为天台邑边之小山，亦指天台山。所以在李白眼中，天姥山之名不仅胜于中国传统尊奉的“五岳”，而且也超过与它密切关连的天台山。现在，四明、天台都有志而天姥却竟无志，当然令人不解。不过对此我们不宜责怪古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前贤之所失，正是为后贤留下发挥余地。何况，天姥虽无专志，但从唐代以来，主要的全国总志中，这座名山，都是列名其上的。我不妨在此举几个例子：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越州·剡县·天姥山在县南八十里。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越州剡县引《后吴录》：剡县有天姥山，传云登山者闻天姥歌谣之响。 

　　《舆地纪胜》卷十，绍兴府天姥山：在新昌县东南五十里，东接天台，西联沃洲，上有枫千余丈。 

　　不必赘言这些古代总志，我在现代出版的《浙江省地图册》⑾上，也查到新昌县儒岙镇东“天姥寺”和“县天姥林场”的注记。所以尽管天姥现在尚无专志，而历代名家所汇集的全国胜地中，此山都已经列名其间。全国总志书其荦荦大者，而现代专家们行将修纂的此山专志，当然要细叙其详。大者入于总志，详者叙于专志，名山名志，可谓相得益彰了。 

　　所以我在现代第一轮《新昌县志》的拙序中高度赞赏了此邑的风景名胜。我说：“新昌的景点之多，不胜枚举；新昌的自然之美，美不胜收。从今天的观点来说，这是新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它们必然能为新昌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现在，我必须补充的是，在新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之中，天姥山显然位列在先，不必细叙其他的种种理由，合邑美景而能为名人名诗所赞扬的就在于此。今天，我们旅游于浙东唐诗之路上，新昌一境是全程的精华所在，而我们吟诵这条诗路上的大量诗篇，也以《梦游天姥吟留别》而达于顶峰。而且，天姥山的声名虽著，但其实它是所有这个较大范围中的群山总领。中华书局版《唐诗三百首》⑿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下陈婉俊补注：“其峰孤峭”。也就是说明了它是附近一大片丘陵区中的最崇高杰出之处。所以整个天姥山胜境，范围不小，佳景罗列，是一片展示造物奥秘的天上人间。为此，我很赞赏行将新修的《天姥山志》所拟的《编纂构想与方案》。全国总志境域广大，列举各地名胜而专言其要旨，这是体例所致。而如今一山专志，所志以一山为主，所以亦应广记此邑的各处胜迹。《方案》列篇目为六篇，不仅详叙邑内自然地理，并且细述全境人文概况。作为一部名山专志，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体例。 

　　新昌不仅是个山水胜境，而且也是个文物之邦。历来名家迭出，佳作连篇。而最近由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新昌建县1100周年新昌文史研究丛书”，两函十册，更是集历来新昌文史研究之大成。而此书总名称为“梦回天姥”，真是妙绝古今，让我爱不释手。我于1948年初应聘到此，在校长室坐谈不及半小时，县教育局长张图先生即到校专访，并以“喜得良师”为贺。让我深感此邑不仅民风淳朴，而且尊师重道，实在深得我心。为此，我留连此邑，执教长达七年。可惜那时因为教务与课务在身，外出旅游的机会不多，七载之中，竟未及天姥胜景。直到1999年，由于“浙东唐诗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新昌举行，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又是讨论的重点。承与会领导邀请我们夫妇出席这个盛会，才得以在离开新昌近五十年以后，旧地重游，瞻仰了天姥山之胜，真是不胜荣幸。 

　　在拙序中顺便要解释一下的是，因为1999年盛会，有不少外国学者慕名而来。而我在这套“新昌文史研究丛书”中的竺岳兵先生所著《浙东唐诗之路》卷末，记述了我的一点拙见：“唐诗之路对外国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有发展前途，正因为此，新昌必须积聚外语力量”。这实在也是我在当年与会时的体会。因为在会中曾有一次让与会学者乘舟到沃洲湖（长诏水库）泛湖观山的活动。在我们夫妇所乘的这艘船中，集中了与会的全部外宾、熟悉新昌的名教授和总编一流人物，所以会上特意选派了一位熟悉天姥山的专家，在船中介绍此湖的来由以及位于此湖西南方向的天姥山。他的介绍非常全面而生动，但外宾当然不谙汉语，而坐在外宾身旁的熟悉新昌的名教授和总编等专家，大概对英语也不熟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挺身而出，担任了翻译工作，外宾们对此十分赞赏。竺先生在其书卷末的几句，就是当年我在船上担任翻译以后提出的。 

　　现在，旅游业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行业。天姥名山，特别是《天姥山志》出版以后，慕名而来的国际游客必然与日俱增。所以我特别希望，在天姥胜境之区，最好有一二位熟悉英语的讲解员或导游，这必然会增加天姥胜境的国际影响。当年我所说的“新昌必须积聚外语力量”的话，今天已经更显得重要，所以我愿在此重提一次。 

　　2012年10月于浙江大学 

　　注： 

　　⑴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⑵宁波天一阁尚有藏本。 

　　⑶浙江图书馆及浙江大学图书馆均尚有藏本。 

　　⑷诸葛计著，方志出版社2002年出版。按诸葛计先生曾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及《中国地方志》主编。此书是他退休后的著作。 

　　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⑹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 

　　⑺“引进志”是我所拟名称。因为我国有不少方志抄本，都是国内无存的孤本，流散在国外图书馆中。我于1980年以后，经常应邀去国外讲学或担任客座教授，利用这种机会，在国外复制引回这些国内无存的孤本。诸葛计先生在其《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中述及，我是第一个从国外引进这类孤本，并且也是引进种类最多的。对于这类复制的孤本，无以名之，姑称其为“引进志”。 

　　⑻由魏桥、陈桥驿等为顾问，由陈百刚主编，于1994年5月出版的《新昌县志》。 

　　⑼此语从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录入。 

　　⑽上下二册，史为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⑾中国地图学社1995年出版。 

　　⑿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陈婉俊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