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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溪──唐诗之路
来源: 新昌新闻网  作者: 竺岳兵   2011年06月08日16:11:13   [字号: ]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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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原题为《剡溪是唐诗之路》,到1991年收入《中国首届唐宋诗词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时,题目改为《剡溪—唐诗之路》。本书在原文的基础上,收进了一部份新的研究成果,如游弋浙东的唐代诗人数量、诗篇数量等。)

        (以上略)

        按照愚见,所谓“唐诗之路”,是指对唐诗特色的形成,起了载体作用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条道路。根据这一定义,则这条道路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

       (一)范围的确定性: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内,有大量的风望甚高而格调多样的唐代诗人游弋歌咏于此。(二)形态的多样性:诗人在这一区域旅游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三)文化的继承性: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唐诗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形成或构成“唐诗之路”。准上,则剡溪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唐诗之路”。

        一

        所谓“相对独立的地区”,是指景区结构完整,景区周边明确,有别于彼处景观的地区。为此,这里必须先说清楚剡溪的位置和浙东的地形。剡溪,在浙江省东部地区。唐诗中的浙东范围,指浦阳江流域以东,括苍山脉以北至东海这一地区。台州以南,唐诗往往称其为“北闽”。因此,唐诗所称的浙东区界,是极为清晰的。它的总面积约2万余平方公里。

        浙东的地形,像一个倒放着的“爪”字,底面(即南面)一撇是括苍山与大盘山,上面自左而右(即自西而东)三撇,依次为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以下有时简称“三山”)。这三座山脉,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天台山陡落东海再起而为舟山群岛,其余两山休止于宁波、绍兴平原。历史上的所谓“平原”,比今天的要小得多,它的海岸线,与现在的杭州至临海公路线相去不远。而屡见于唐诗的镜湖(今鉴湖),却比今天的鉴湖大110倍,总面积达206平方公里[3]。它的南面是会稽山麓线,北面的湖堤即今杭州至临海公路,西面接钱塘江,东至曹娥江。如李白:“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诗句,就把越国古都说成是水流围绕着的一个台地。

        在倒“爪”形的南面,即三山交会处,是剡中。即今新昌县、嵊县盆地。盆地略呈三角形形态。西北边以会稽山为界,东北边与四明山接壤,南缘为天台山麓线,总面积约数百平方公里。唐代时,这里尚是湖泊沼泽地,地面与海面的高程相差无几,海涨潮时,就出现海水倒灌。如唐代诗僧贯休“微日生沧海,残涛傍石城”。“石城”,即今新昌城关西侧的大佛寺。

         在三角形的底边(南面),有一个较小的,更为封闭的盆地,即今新昌长诏水库处。它是与晋、唐文人关系极为密切的“沃洲”所在地。为了叙述方便,姑称为“沃洲盆地”。盆地的南面,有李白说的“侧足履半月”的石梁飞瀑。盆地的西南,有天姥山。东北有鳌峰、水帘洞。西北是盆地的豁口,古称铁壁关。

        唐诗中的“剡溪”,发源于天台山华顶峰以北山麓,至石桥汇注成溪,流至沃洲盆地,与另一支溪会合。沃洲就在这一会合处。它在当时,是一块长里许的,四面环水,烟树凄迷的绿洲。溪流过此,出铁壁关后,斗折蛇行,中穿剡中盆地,至今沈家湾村附近,受四明、会稽两山岸束约数里才放开。李白“扪涉穷禹凿”之“禹凿”,即指此岸束处。水流过此又数里注入东海一段,称曹娥江。

        上面说过,在今绍兴平原上,唐代有一个很大的鉴湖。此外,还有一条由东晋贺循(260——319)开凿的“浙东运河”,它西起钱塘江,过镜湖东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剡溪、曹娥江,则由南而北出海,与从西而东的浙东运河成“+”交接。可知“唐诗之路”是由浙东运河西段、剡川(今曹娥江)、剡溪构成的,这段水路长约190公里。石梁飞瀑过国清寺后,入灵江经临海到温岭,长约200公里,加上支线,“唐诗之路”总长约500多公里。

        不过,剡中盆地受浙东三山环抱,三山向盆地一面的水系,均呈向心性,汇注成剡溪、曹娥江;而向背的一面水系,都具向背性,并与浙东运河西段、甬江、奉化江、始丰溪、永安溪、好溪、东阳江、浦阳江等各水流连接。这样,诗人们无论是从何处来或到何处去,均需经过剡溪。如刘振娅先生考证宋之问由洛之越的路线,是“从东都出发经郑州抵汴州,乘船沿运河东南行,经楚州、扬州、苏州到达越州”并进入剡中的[4]。而崔颢“鸣棹下东阳,回舟入剡乡”,则是从金华江上游入剡,尔后经浙东运河回归的;杜甫“饥食楢溪椽”[5]、“归帆拂天姥”,则是由临海方向经剡溪北返的,等等。因此,剡中是游览浙东名山的集散地。这在古人心中,就像今人坐飞机去北京,一定要在首都机场下机那样地清楚。如李白:“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游三大名山就必需入剡中。而位于集散地的剡溪,也就誉扬远近,乃至浙东运河、曹娥江之名被它所取代。如贺知章“表请为道士”,唐玄宗“诏赐镜湖剡溪一曲”,意谓诏赐在镜湖与剡溪交接处的一块隐蔽的地方让他居住。而实际上是曹娥江与镜湖相接,可知曹娥江也被称剡溪了。故本文的题目,也就迳题为“剡溪——唐诗之路”。

        如上所述:由浦阳江、括苍山和东海圈成的地区范围,是十分清晰的。境内的一条剡溪,把镜湖、剡中盆地这两个景区和三大名山,紧密地联结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这是构成本要素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次,从诗人的数量和质量上,来审视文人荟萃浙东,泛游剡溪的情况。

        在数量方面,以收入《全唐诗》的人名为准,根据对浙东各地历代方志的统计和拙著《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已考出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弋于浙东,留下了1500首唐诗。约占《全唐诗》收载的诗人2200余人总数的20.5%[6]。与唐代全国比较,唐时期全国国土约1500万平方公里[7],浙东的面积仅占全国的0.13%。换句话说,只有全国1/750的浙东,却有唐代全部诗人的2/8来游弋讴歌,还应说明的是,诗人主要是通过剡溪游览浙东三山的。而剡溪只是一条山间小溪,它的长度,仅为长江干流3%,黄河干流的3.5%;它的功能远不如长江、黄河之多样,然而却有那么多的诗人,鱼贯游行,歌呼啸傲于此,这是罕见的。

        特别是在质量方面,上述的451人,多数是有唐一代诗坛上的杰出人物。如《唐才子传》收才子278人,这里就有173人,占其总数的62%。其中,一人称绝的有郑虔、王维、喻凫等。而李峤、沈佺期、宋之问、鲍防、元镇、温庭筠、李绅、李德裕、罗邺、罗隐、罗虬、包融、皎然、灵澈、陆羽、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己、曹松、方干、郑谷、崔融、杨衡、孙逖、颜真卿、马戴、杜牧、窦巩、窦庠、贺知章、张若虚、任涛、喻坦之、周系、郎士元、钱起等人,均被唐人按其成就、名望的近似而概括并称为“苏李”、“沈宋”、“鲍谢”、“温李”、“元白”、“三俊”、“三绝”、“三罗”、“三包”、“四杰”、“四友”、“四名士”、“十哲”等,反映了这些人有特高的知名度。

        论家一般都认同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说法。近来陈铭先生在《唐诗美学论稿》一书中称昂扬壮阔气势与稳健精深气度是唐诗的两大特征。又说这两大特征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白、杜甫。而他们两人恰好与浙东山水情深意密!杜甫20岁时就入台、越,游冶忘归达四年多,到50余岁流寓西南,仍追怀昔游。李白四入浙江,三入越中,二上天台山。即使身在他处,凡遇有佳山水,总以剡中风光作比拟。及至晚年,他有终老于剡中之意。可见诗人与剡溪的关系之一斑。

        以上说明唐时浙东诗人如林的盛况。

        二

        唐代诗人漾舟剡溪,驰骋三山过程中表现的旅游方式和审美方式,是十分丰富多姿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六种:

        (一)壮游:指怀抱壮志而来游。其中有三种情况:一是胸次壮阔而又耻与科第,借远游以烜然声名,实现济世之心。如李白:“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溟海”谓剡中。又如罗隐“待诏始离海上峰”,身在三山而志在朝阙。二是应举之前远游。如杜甫,20岁由洛入越“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直至24岁才归东都赴京兆贡举。三是困踬之游。此类诗人,是在失意时翻然来游,以示不屈于权贵。如孟浩然,原守株家园数十年,后来他在长安为权臣沮抑。这时,轻视权贵的气魄反而昂扬起来,说:“谢公积愤懑,庄舄空悲吟”,寻谢公足迹南来吴越、永嘉,毅然与仕途决绝。余如温庭筠、杜荀鹤、方干等均似此。以上三种情况,其实质都系壮游。

         (二)宦游:分朝廷正常派任与被朝廷贬拙在浙东任地方官之游。前者如李绅、李讷、元晦、孟简、杨汉公、徐放、罗虬、窦弘徐、柳泌、李敬方、李伉等;后者如薛戎、杨于陵、裴光庭、张嘉贞、吴兢、李宗闵、骆宾王、宋之问、耿讳等。唐代士人多不乐外任,但均以典浙东乐土而为幸。如前者的杨汉公观察使授,李商隐祝贺他:“越水稽峰,乃天下之胜概。”后者如宋之问被贬越州长史,云:“虽叹出关远,始知临海趣。”元稹谪越州后,即在镜湖之东的诗人张若虚故宅上,建起背山临水的蓬莱阁。得意地唱道:“我本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他还广招文人,辟为幕职,结社于镜湖秦望,每月三、四次,互相酬唱。时号“兰亭绝唱”。后人慷慨慕前,竞相仿效。

        (三)隐游:谓淡泊红尘,投闲山水之游。隐游分三种:处士:如王贞白、郑巢、徐凝等,多因崎岖仕林而隐。如著名诗人张志和,肃宗“命待召翰林,他借故亲丧而归隐镜湖之东。又如刘商,先仕后隐。云“醒来还爱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属人。”而严维则先隐后仕,在东镜湖置名播远近的园林住宅。他还多次组织“文辞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有鲍防、吕谓、朱迪、吴均、郑概等31人参加,世称“浙东唱和”。仙游:其代表人物是曾受唐朝三代皇帝召见的道士司马承祯,次如施肩吾,进士及第后即东归入道,与陈陶、顾况、吴筠等,皆颉顽于玄化之中。僧游:时称“江南多名僧”。而僧人成名,必借交游,并不是潜身修死者,故称“僧游”。如:灵澈、灵一、皎然、贯休、寒山、拾得,皆名著一时,声驰千里的诗僧。其中多数是本地人,余则长期活动于此。与处士、道士融融泄泄以回归自然为乐。

         (四)避乱游:此种旅游,多因时局艰虞、进言无路而避乱播越的。如刘长卿“时危身适越。”綦毋潜“见兵乱,官况日恶,挂冠归隐江东别业”;秦系避乱剡溪,自称“东海钓客”;李涉“荷蓑不是人间事,归去沧海有钓舟”。白居易13岁至16岁避乱在越州,处女作《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作于此时。又有《江楼望归》自注“时避难在越中”,韦庄、卢纶、张之容等,亦如此。不过,其中如朱放之卜隐剡溪、鲍溶之羁旅四方,则因避地弋革频仍兼年荒饥馑,才来此间与黄花白鹭为伍的。

        (五)经济考察游:唐代经济繁荣,出现了一批以风景名胜资源、地方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调查考察为主的诗人,兹择举数例如下:

        风景名胜资源:浙东三山,以会稽山开发最早,天台山次之,四明山又次之。而四明与天台两山山脉,似断非断,因而两山成了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李白“天台连四明”说的即此。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而归浙东后,对四明山作了考察,并一一图其形状,命其景名。又经皮日休、陆龟蒙“酬唱九题”后,遂名振寰宇,成了别于天台山的景区。

        茶:茶作饮料,始盛于唐。时诗人多以饮茶为韵事。如陆龟蒙、崔国辅、皎然等,斗茶品茶,各呈新奇。由严维、李洞发起组织的“云门茶宴”(云门,在今绍兴县东),可谓茶叶评审会。被称为“茶神”的陆羽,遍历浙东,著成中国第一部《茶经》。在诗人的揄扬下,遂有一条中日“茶叶之路”。

         瓷:陆羽还对与茶关联的瓷,也深入考察。认为全国以越瓷为最佳,于是又有了“瓷器之路”[8]。

         药:仙境多仙药。李白“攀条摘珠实,服药炼金丹”。皮日休“金庭仙树杖,……挑云觅白芝”。贯休“黑地生红术,黄援领白儿(白术)”……都含有考察的意义。而唐宪宗时,诗人柳泌为采集仙药而自请为台州刺史;敬宗宝历年,曾迁中使往天台山采药,传到日本后,日本人称它为“长生不老药”。

        工业:如杜甫、白居易,把越州的丝绸产品与全国各地的丝绸产品作比较后,认为越州的产品是最好的。因此,为杜甫屡屡称道。白居易则将它比为天台山的瀑布。

        纸是诗人须臾不可离的“四宝”之一,因而对它更为关注。韩愈通过品评以后认为越纸为最好,称它为“会稽楮先生”。其中舒元舆经过调查,发现人们对剡藤、剡纸、剡捶、剡溪玉叶纸等需求量过大,担心资源枯竭,而写了《吊剡溪古藤》文,劝人少用剡纸,以保护资源。另如兔桔、奇花、名树、名产、印刷、冶金业……均为唐代诗人所注目。

        (六)神游:爱而未到,写有与“唐诗之路”有关的诗文的,谓之神游。此类诗人是否实到过浙东,非一人一时所能究悉。如王涣,有《惆怅诗》12篇,以刘阮故事成诗。这里只好根据他们众多歌咏浙东的诗篇,列为神游类。(此类诗人不在451人的考证诗人之内)

        以上所举各种类型,虽由各人的际遇与各人的偏至所致,但给我们一个综合印象:他们都在剡溪得到了精神寄托。

        三

        江山何处不风流,为什么唐代诗人偏爱剡溪?浅见以为:佳景殊胜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深厚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积淀,吸引着他们。

        (一)汉前文化

        南岩与严光:唐诗中屡见的“钓鳌”、“钓竿”,与南岩、严光有密切的关系。南岩在剡溪岸边,今新昌县西北境内。它是呈鼓丘形的洞穴众多的丹色巨岩。唐李绅《龙宫寺碑》云:“南岩海迹,高下犹存”,意谓这里曾经是海。根据现代专家考证:距今7000年前,浙江沿海发生了几次叫卷转虫式的海侵,把浙东的海岸线推进到了三山的山麓,迫使原始居民迁移到各处。著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是明证[9]。这就是《列子·汤问》与《庄子·外物篇》里都说到的钓鳌寓言故事的背景。尤其是任公子“蹲乎会稽,投竿东海”钓巨鳌的寓言,因具有怀抱壮志、锲而不舍的内涵而被后人传颂不衰,后世以“钓”为雅之风,实由此起。至东汉严光(余姚人)拒不受禄而归隐钓富春,又赋予其新的寓意。这样,任公子钓鳌与严光“钓富春”,就成了唐代文人开阔胸襟,熏陶情操的催化剂。唐诗中的“钓公”、“钓叟”、“钓竿”、“钓翁”、“钓烟波”、“钓六合”、“钓鳌客”、“钓鳌心”、“钓沧浪”、“钓东海”、“钓吞舟鱼”、“钓白龙”、“钓夕阳”等等都源出于此。它们对唐代诗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前者,常常被用来表达壮阔胸怀的寄情物,后者则成为他们的精神平复剂。

         (二)魏晋遗风

          魏晋之风的特质,是个性解放。及至繁荣昌盛、政治开放的唐代,它就大放异彩,产生出恢阔奔放、个性显明的唐诗。魏晋遗风与唐代诗歌,就似位于三峡内与位于三峡外的长江那样,虽狭阔殊别而又紧密地联系着。

        魏晋之风始于魏而成于东晋。因此通过对活跃在东晋的政治、文化、道教、佛教舞台上的头面人物与浙东的关系的分析,是研讨“唐诗之路”的重要楔口之一。兹据《晋书》各传,《高僧传》及其他史志,依次分述如下:

        (1)“今之会稽,昔之关中”

        能够影响东晋政局,占据文化舞台的士族,侨姓有王、谢、司马、殷、何、庾、桓、郗、许、曹、江以及阮藉的后裔,江南士族有周、贺、顾、纪、孔、戴、袁、虞、干、葛等。其中多数游止或世居会稽。故旧史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他们是:玄学家代表人物郗超、许珣;玄学诗文代表人物孙绰、殷仲文。

        文学家有“会稽三康”、殷仲堪、干宝、袁宏、郭璞、虞预及孙、谢的子孙。
        书法家有王羲之、王献之。
        画家有曹龙、杨惠、顾恺之。
        雕塑家兼音乐家有戴逵、戴颙。还有以吹柯笛著世的桓伊。
        “江左第一”的奕棋能手王恬。
        儒学大师贺循。
        道学家王敬伯、庾嘉德、孙泰、葛洪。
        天文学家虞喜。

        政治家有郗鉴、何充、王坦之,还有与王导共辅佐朝政的庾亮的子孙,其父官于会稽,子孙世居于此。东晋最著名的宰相王导,其子侄多世居剡中。

        军事家有一代英雄桓温。其子桓卫、桓玄,一个参加了王羲之“兰亭修禊”。一个几乎夺了司马氏的政权。还有敢与桓温抗衡的殷浩的族人殷融、殷仲文、殷旷之。余有谢石、谢玄等。谢玄之孙谢灵运,在剡溪岸边,今上虞县、嵊县交界处,建有规模很大的“始宁别墅”。以上仅是略举,已见当时文物衣冠萃集浙东的盛况。

        这些人多为唐人所称道。如李白“入剡寻王许”、杜甫“王谢风流远”、崔颢“谢客文愈盛”、孟浩然“能令许玄度,吟卧不知还”、赵嘏“正怀何谢俯长流,更览余封识嵊州”、刘禹锡“自言王谢许同游,凭将杂拟三十首”、张籍“谢家曾住处,烟洞入应迷”……。初唐王勃,效王羲之而于西鉴湖的王敬伯亭行修禊事。晚唐于濆、邵谒、刘驾、曹邺等,为校正轻浮诗风,效戴颙携斗酒,往树下听黄鹂之音医“俗耳”的故事,“而忽洗云和”作《古风》。

        特别是“东山再起”的谢安,他高卧于剡溪东岸(今上虞县上浦东南的“东山”),屡征不起,后一举击败苻坚劲旅的事迹,更深得唐人之心。其中最是李白,他一遇挫折,就自称“东山”,以励节亢高。追慕先贤必欲亲至,故浙东成了当时的旅游热区。

        (2)仙源道踪

        前面已经说到,史前的一次海侵,使浙东三山被传为“仙人所居”的蓬莱,可见其源之远。东汉乱起,这里又成避难的乐土。剡溪之名,据传与曹操的主簿杨修有关。杨修向一位长者问路,长者云:前面遇两位仙子持火觅刀,此溪名也。既行,果见之,故溪曰“剡溪”。流行于那时的还有“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语,意谓剡中是避难之地[10]。

        流布最广、文人最感兴趣的,是剡中刘晨、阮肇上天台山采药遇仙子的爱情故事。由于它创造了两位女子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爱情自由的奔放型女性形象和仙子与凡人自由成姻的故事,而为唐人所倾倒。连那与女子无缘的僧人,竟也把画着这故事情节的画卷,贴在寺院之壁[11]。这就难怪李白、李商隐、孟浩然、韩偓、王焕、张鹜、牟融、元稹、司空图……都因之讴歌。其中,最有味的是女道士李季兰和广西桂州诗人曹唐。李季兰企望仙女,冲出闺阁,往来于剡中,与陆羽、皎然意甚相得。刘长卿称她是“女中诗豪”。她6岁就能写出“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的直抒胸意的好诗,是一位豁达自由的人间仙子。曹唐追慕仙子,写了许多刘阮遇仙的诗,最终以梦中见仙子而卒。又据《书》、《志》载:刘阮确有其人。生于唐神龙年间的著名歌仙、广西贵县的刘三姐,就是刘晨的后代[12]。刘阮传说,为浙东山水涂上了扑溯迷离的诱人色彩。

        浙东道教“佛道双修”的特色,是唐人接踵而来的又一个原因。所谓“佛道双修”,就是“炼心”、“养气”,以求长生的苦修方法。两者融合,便是仙佛共同的原理。这个原理,是唐代在天台山隐居30年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在精通道教上清派茅山宗气功炼养的基础上,又融合佛教天台宗止观修习法而得到的。上清派茅山宗的创始人,是六朝时期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他“为浙东一好县”而于齐武帝九年(491)辞官隐居于天台山与括苍山多年,首开“佛道双修”之风。但他的理论,直到一百多年以后的司马承祯才臻完善。

        从司马承祯曾受到武后、睿宗、玄宗的四次召见中,可见他的理论受人欢迎的程度。他是诗人李白、孟浩然等“仙宗十友”之一。特别是李白,他在《大鹏赋》序一开头,就说:“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临终时仍以大鹏自比。而司马承祯既为河南人,距其家不远有王屋山清虚洞天,又有嵩山福地,却为何舍近求远乃来浙东?因为弹丸浙东,占有天下十大洞天的3处。还占有三十六小洞天的9处,七十二福地的9处[13]。其中沃洲、天姥这两个福地,是“鸡犬之声相闻”的紧邻。这里又是陶弘景的“佛道双修”的发祥地和佛教天台宗的圣地,资臻研习成功,所以他千里来此修习。由此亦见浙东道流对唐人的“引力势能”,是大于各地的。

        (三)佛国香城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两块里程碑耸立在浙东,对“唐诗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块由支道林等高僧树立在剡中沃洲;一块由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在天台山的石梁和佛陇,最后在天台山南麓发展为规模宏大的国清寺。智顗集南北朝各家学说之大成而创立天台宗,在中国佛教史上,长期占着重要地位。这是学界皆知的,毋须赘述。问题在于前者,不但为常人所淡忘,就是佛学史专家,也鱼鲁亥豕。例如由任公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刚刚说了“中国佛学走上独立的道路是以这股般若学思潮的兴起为标志的”的话,却又把在这股思潮的高潮中具有突出地位的剡县,说成是在江苏省的镇江[14]。从而既歪曲了佛教史,也阻碍了我们对诗歌的研究。以致笔者虽自感本文冗长,而又不得不费纸墨和读者的时间。

        首先,山东有个“郯县”,浙东有个“剡县”,这是常识。“郯”与“剡”误写似可谅解,而专家在镇江又“专”出一个“剡县”来,不知出自何据。

        其次,该书作者同意汤用彤先生关于般若学思潮中“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的考证。而这些代表人物的多数,是在本文说的剡中。

        对此,古人是明白的。如梁代刘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中说:“般若炽于香城,表刹严于净土”。意思是:因为剡中般若学说非常炽盛,所以在这里建造起庄严的佛寺。石城寺,即今新昌大佛寺,如唐诗人赵嘏有《早发剡中石城寺》诗。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智顗为何也像司马承祯那样,远离河南故土定居在天台山,形成了中国佛学史上第一个宗派。就是说这两块里程碑树立在浙东,是因缘际会,而非偶然。

        同时,也明白了唐代诗人为何最喜沃洲的原因。如孟浩然、李白、杜甫、崔颢、刘禹锡、贾岛、李嘉祐、严维、秦系、罗隐、方干、邱为、温庭筠、孟郊、陆龟蒙、皮日休……等著名诗人,都曾放怀于此。如追缅支道林等人的诗:“支公身欲老,长在沃洲多”、“此地绕古迹,世人多忘归”、“谢客文愈盛,林公未可忘”……有许多诗,则是借支道林、竺法深等人的事迹以自勉的,如:“松间傥许幽人住,更不将钱买沃洲”、“支遁初求道,深公笑买山”、“忆君南适越,不作买山期”、“天生支公与凡异,凡情不到支公地”、“闲来共蜡登山履,一旦扬眉望沃洲”等,枚不胜举。皎然《支公诗》“山阳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的诗句,是对当时诗友如云、雅集沃洲的生动描述。沃洲在会稽山之南,故曰“山阳”。

        沃洲原是以幽静可隐诱人,这时竟成了喧闹的旅游区,这就难怪刘长卿劝别人“莫买沃洲山”,说是“时人已知处”。而他自己则邀他的诗友来共隐,说“沃洲可共隐,不用道林钱”、“定攀岩下丛中桂,欲买云中若个峰”。

        如上所述,唐代诗人来浙东的重要原因,是追慕魏晋遗风与汉及先秦文化,乃至史前传说。由此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唐诗就像斑斓可爱的“迭层石”,细细观察,可以见到长期沉积起来的各种藻类的遗迹那样,与浙东悠久文化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

        四

        唐代诗人四处漫游,祖国各地都留有他们的足迹和诗文。然而,倘按前述三要素作内涵总量的综合比较,剡溪的综合优势,是极为显著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剡溪是一条“唐诗之路”。

        五

        笔者认为:开展“唐诗之路”的研究,至少具有下述两点现实意义:

        (一)拓宽唐诗研究路子:

        林庚先生在他的《唐诗综论》一书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大自然的河山,其实千百年来并没有多大不同,为什么在唐诗中就那么引人入胜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千百年来,人们对此有过多种多样的解释,其中以唐代繁荣昌盛、政治开明为答案者居多。这就又有一个疑问:时代是前进的,诗歌却为什么迄今仍以唐诗为顶峰呢?看来,我们应当更新观念和改变研究方法。这就是:除了继续研究唐诗与时代的关系外,还要重视诗歌创作主体在诗歌客体之间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研究。看看他们是怎样把由客体美激发的美的情绪,升华到那么高的层次的。这就需要作些实地考察。“唐诗之路”以其具有的综合优势,为此提供了条件。

        (二)前已有所述及,“唐诗之路”的内涵,并不单单限于唐诗本身。它还扩及到文学、书画、音乐、哲学、伦理、民俗、宗教、园林建筑、社会心理、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唐诗之路”在东南亚汉文化圈形成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唐诗之路”为各门学科、各行各业的研究利用。提供了条件。


        六

        “唐诗之路”的现状与重新开发利用的近况简述:

        今与唐时比较,景观变化主要是镜湖的缩小和景区交通水路变旱路;

        镜湖:自北宋熙宁以后,豪绅在湖中建筑堤堰,盗湖为田,湖面大蹙。今湖塘、容山湖、贝石湖、白塔洋皆其遗迹。湖上堤桥随波,扁舟时见,远山四围,水清如镜,为江南水乡的典型,仍可领略“荷花镜里香”的意境。

        剡溪中、下游,今建有沿溪公路。剡溪上游,即沃洲至石桥村一段,古时可通扁舟或“竹筏”、“木筏”,后水源不足,河道失修,功能消失。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沃洲盆地修建了大型水库,盆地成湖,恢复了8公里长的水路。这里小岛三、二点,再现晋唐沃洲风味;云中若个峰,更胜昔时天姥情韵。由此向南,须沿溪步行。两岸岩石危危,一道谷风鸣鸣,使人想起李白:“萧飒鸣洞壑,终年风雨秋。响入百泉去,听似三峡流”的诗来。这里是唐末裘甫起义军与唐朝王式官兵苦战之处。行约6公里,到了茅洋村。从茅洋沿溪向南至“上海”村,有一条建成于80年代的公路。翠屏挟峙,中有红豆、楠木等珍贵名树;更兼鸟声、兽声、瀑声,野味醉人。古人“一路听泉到上方”诗句是对其描述。从“上海”村至石桥村,又需步行2公里许。石桥因石梁飞瀑而名。唐孟浩然“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即此。在它的附近,更有鲜为人知而景观价值极高的“龙游涧”、“铜壶滴漏”两瀑布,尚未开发。由此登山,便是著名的华顶峰。它们都位于水路干线剡溪的源头。

        另有旱路干线,它从华顶峰向南下山,到国清寺。以后可由支线水路始丰溪去台州治所临海,如李白所说魏万“挂席历海峤,回瞻赤城霞”即是。向北走干线去赤城山、桐柏宫,翻越关岭不数里,便回到了上面说的天姥山与沃洲。以上便是干线的情况,其余支线,不一一胪列。

        综上所述,“唐诗之路”内涵十分丰富,景观维护完好,开发和利用价值极高。为此我们已组织起性质为民间社团的“‘唐诗之路’研究开发社”,旨在通过多种渠道,团结和组织国内外仁人志士,为促进“唐诗之路”的重建,弘扬民族文化,挖掘旅游资源,增进国内交流作贡献。我们相信,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得到学术界的支持。

                            
注释:
        [1]见《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拙作《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

        [2]1991年5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会议名义写信给唐诗之路首经之地绍兴市人民政府,对本文予以充分肯定,并称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3][9]《浙江地理简志》之三(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83、327-3327页。

        [4]《文学遗产》刘振娅《宋之问两谪岭南新考》。

        [5]《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志》:“楢溪在县东25里。”

        [6]诗人人数,详见拙著《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3年。

        [7]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计算,其中包括吐蕃2.2百万平方公里面积。

        [8]参见三上次男(日):《陶瓷之路》。

        [10]《四明丛书?鄞志稿》。

        [11]《灵怪集》云:江陵寺壁有“天台二女图”,

        [12]《带经堂诗话》、《池北偶谈》、《粤述》、《阳春县志》。

        [13]“洞天”、“福地”说法不一,本文根据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道教大辞典》载《云笈七谶》之说。

        [14]任继愈主编、余敦康撰写《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19页。

        [15]本文引用书目,除已说明的外,还有《全唐诗》、《全唐文》、《唐语林》、《唐诗品汇》、《全唐诗纪事》、《全唐文纪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才子传》、傅璇琮《唐才子传校注》、郁贤皓《唐刺史考》、《晋诗》、《全晋文》、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寺尾刚(日)《李白在越州的意义》。
                                                           
附:唐诗之路释义:

        “浙东唐诗之路”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表层含义,指的是一条道路:它始自钱塘江,经浙东运河过绍兴、上虞,再溯剡溪,经嵊州、新昌、天台、临海,这是干线。还有进入干线的支线,如浦阳江、东阳江、好溪、奉化江、甬江等;经奉化、宁波、余姚,再过上虞到钱塘江的支线。

        唐代时只占全国国土百分之零点一三的浙东,竟有百分之二十的唐代诗人倘佯在这条线上,留下了1500多首唐诗。    

        第二层是深层含义。唐诗之路的“路”,它就像我们常说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那样的“路”,是人通过脑子对客观事物进行归纳、概括和反映的过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与“唐诗之路”,同属思路范畴。不同的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是抽象思维的“思路”, “唐诗之路”则是形象思维的思路,是诗人凭借浙东山水和人文底蕴,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形成审美意象,进行概括和集中,结合诗人的思想情感而喷发为诗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

        形象思维遵循包括抽象思维在内的认识的一般规律,但形象思维又有其特殊规律:必须通过特殊的个体去显现它的一般意蕴,因此形象思维不能脱离具体的形象,不能抛弃事物的现象形态。

附:唐诗之路以下七大文化底蕴:

        一、以中国山水诗奠基人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发祥地。

        二、以东晋高僧支遁、竺道潜等般若学“六家七宗”为代表的、改造外来佛教成中国化佛教时期、佛学修行者的中心地。

        三、佛教在中国盛行时期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诞生地。

        四、以王母(天姥)为中心的道教巩固充实时期的中心地。

        五、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

        六、以元嘉年间天姥山山水画为标志的中国山水画的源头。

        七、以谢安为中心的士文化的中心地。

 

                                                            1990年11月初稿
                                                             1991年2月定稿

 

 

 

 

编辑: 徐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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