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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佛文化雕塑墙解读

  • 2014年11月20日20:48:12
  • 来源:新昌新闻网
  • 作者:石磊 洪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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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大佛寺综合提升二期工程之一的佛心广场改造项目已经全面完工。原先的商铺全部迁建至大佛寺牌坊入口处,原商铺拆除后的场地与原佛心广场相连,使佛心广场的面积得到了很大拓展,空间也随之开阔,给人焕然一新之感。在靠近城隍庙一侧的空地上,县旅游部门根据详细规划,在此新建了一堵佛文化墙,以雕塑的形式,展现了大佛寺1600余年的浩渺历史。生动形象的雕塑作品,可以让游客细细品味新昌大佛寺的兴盛史,既增加了游客的佛文化知识,又体现了浓浓的佛教之旅氛围。

  该雕塑墙由中国美院设计制作,历时一年。中国美院创作团队在长36米、高5米的墙上,以浮雕的艺术形式将青石浅酌深刻,或造像或书法或亭台或楼阁或山水,进行形象表现。艺术墙中间以“江南第一大佛”西方净土变说法会为中心,四周从左至右依次展开“昙光开寺”、“般若炽盛”、“三生圣迹”、“刘勰撰碑”、“往生瑞像”、“钱王兴寺”、“佛儒道融”、“法脉流长”等大佛寺主要发展阶段的故事,展现了1600年来大佛寺“一起一盛四衰四兴”的浩渺历史。

  “晋宋开山天台门户,齐梁造像越国敦煌”是雕刻在新昌大佛寺寺院入口山门两侧的一副楹联,这副楹联形容的正是当时的状况。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分立,战乱不断。统治者为维护其自身的统治而倡导佛教,老百姓祈望从求神拜佛中解除苦难而崇尚佛教,名僧高士研习佛经,特别是对般若经义的探求更是成风。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般若经》译为汉文,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佛教般若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崇奉佛教的风气开始在中国盛行。大批义学、沙门将佛教般若与中国本土玄学结合起来,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派。对般若经典“空”义理解的不同观点和学派,遂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六家七宗”,为佛教的汉化奠定了基础。当时,以一些才华杰出的佛教界人物为核心,组建了一定规模的佛教僧团,他们认为“二火一刀”之地即“剡”地能避灾。故而在西晋后,剡东成为了社会战乱、动荡的偏安地,成为佛教僧团集结之地。“六家七宗”中只有“本无宗”创立者道安没有到过剡东,其他“五家六宗”的创立者均与剡东即今天的新昌有关,或驻锡建寺于新昌,或游学说教于新昌。所以说,新昌是中国佛教汉化的发祥地。而大佛寺也逐渐演化成为中国重要的寺庙,成为佛教徒追求西方净土变极乐世界的修行之地。

  据创作团队主创介绍,大佛寺佛文化墙的设计思路正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同时,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佛文化雕塑墙所展现的大佛寺各阶段发展故事情景。

  昙光开寺

  东晋永和初年(公元345年)昙光来此,见这里群峰对峙,幽谷奇深,心想是释家理想的栖修之地,便依崖结庐,神奉崖窟,长闻天乐;老虎蟒蛇各受三皈,渐为寺舍,号“隐岳寺”,这就是大佛寺的前身。

  般若炽盛

  以竺潜为首的东峁山僧团驻足今日大市聚地区,以支遁为首的沃洲僧团聚集于今天的沃洲山一带;以于法兰及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为首的元化寺僧团驻锡于石城山的元化寺,即今天的大佛寺千佛禅院。三个僧团地处毗邻,交往频繁,共究佛典,同辩义理,促进了般若的兴盛。支遁是魏晋时代高僧、名士双重人格融合的典型代表人物,曾两度游历京师,受名士拥戴,得皇族厚封,但坚辞归于剡东“买山而隐”在沃洲建“小岭寺”,重神骏而养马、重凌霄姿而放鹤。种茶、品茗等有关“茶道”之事更是为世人所传颂。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支遁辞朝返剡,移居石城,创寺名为“栖光”,隐含“般若学”研习的高僧栖息之处。“栖光寺”继隐岳寺、元化寺创建于石城山,比中国汉传佛教禅宗嵩山少林寺早130多年,较天台宗国清寺早230多年。因此,栖光寺历史悠久。永和十一年王羲之自鼓山紫芝庵炼丹处去石城山栖光寺,见山门外清水池中白鹅戏水,活泼多姿,遂“喜鹅”雅兴勃发,即取山门口的一把条帚,蘸溪流边水田中的泥浆,在栖光寺门口的粉墙上书一笔“鹅”字,飞白大草、矫若游龙。支遁出山门相迎,见到水渍未干的一笔“鹅”字,大喜过望,随后将“鹅”字拓下,移刻石碑之上。自此,一笔“鹅”字碑为神州多处古刹所仿刻,名扬天下。据传,天台国清寺内一笔“鹅”字碑即由新昌拓转而得。

  三生圣迹

  南齐永明四年(486年),石城山来了一位叫僧护的和尚。相传僧护常见仙髻岩的崖壁上有佛光出现,于是他发誓要在此岩壁上雕刻巨型弥勒佛大像。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成造像的面幞,临终前仍发誓“来生再造成此佛”。后来僧淑续凿,但也没有成功。直到梁天监六年(507年),梁建安王肃伟派当时最著名和尚僧佑到此主持续凿工程。在僧佑的计算和指挥之下,终于在天监十五年(516年)大功告成,名扬天下,从此开始了真正大佛寺的历史。由于凿刻大佛的传奇故事,人们也称大佛为“三生圣迹”。大佛寺的开凿年代与规模和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相近,比四川乐山大佛早200多年。

  刘勰撰碑

  历时三十多年而成就的弥勒跏跌,成为江南最大的石佛雕像。后人又依山崖构筑建成了五层殿阁,佛龛大殿浑然一体,故又有“石城古刹”之称。所以“文心雕龙”的作者,南朝大文学家刘勰写了2280字的碑记来赞美它是“旷代鸿作、鸿姿巨相”,“不世之宝、无等之业”。

  江南第一大佛

  弥勒宝殿可以说是新昌大佛寺全寺最为精华的部分,也是最有特色的古建筑。中国一般的寺院里大殿往往只有一两层,而它却有五层,其第一层到第三层中空,里面供奉着一尊高达16米的石弥勒像,被誉为江南第一大佛。整座大殿飞檐挑角,古朴雄伟,无怪初唐诗人孟浩然赞它为“楼台世界稀”。

  而雕塑所体现的就是“江南第一大佛”佛像前西方净土变说法会情景。

  

  往生瑞像

  在南朝陈、隋时代,出了一位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开宗祖师,初上天台时,来大佛寺参拜过昙光、支遁墓地,并且圆寂在石城弥勒大佛之前,并示现出往生瑞相,大佛寺实为净土宗圣地,同时也成为天台宗圣地之一。中唐时期,日本学问僧巡礼求法者络绎不绝,参拜石头城和弥勒大佛,最终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

  

  钱王兴寺

  吴越的钱氏对大佛寺香火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钱镠为五代时吴越国开创者,浙江临安人,是一位很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在唐末平定战乱时立下赫赫战功。在距今1100年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钱姓君王,建都杭州。909年,赐钱八千万在石城起弥勒宝阁,建寺宇,使得唐末衰败的石城寺得以修复,“石城寺甲浙之东”史称“钱王兴寺”。

  六十五年后吴越忠懿王钱俶再次拨款重修,在石胎佛上加框架敷泥上彩,建室拨产,使得瑞像重新焕发浙江名刹光彩。其子北宋大臣钱惟演(977—1034)北宋大诗派西昆体骨干诗人在再次重修寺殿时撰写了《重修宝相寺碑记》,以后钱氏后人铭记“忠孝传家”常效先王重修寺院。

  佛儒道融

  大佛寺不仅发扬佛教文化,也包容道教、儒教等不同的派系,使得佛儒道在大佛寺内和谐相融,朱熹讲学、守庵建桥、幽溪讲经等事迹口口相传。朱熹,南宋理学家,理学集大成者,尊称朱子。大佛寺仙髻岩南侧岩腹中原有濯缨亭,为朱熹讲学之所,朱熹曾为濯缨亭题联云“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百代圣贤心。”洞侧有老梅根株,抽枝开花,生机不绝,传为朱熹手植,号为“朱梅”。明守庵大师,精于持戒,不以华靡示人,不以精粝矫众,谋构所建设的无梁殿(无量桥)留存至今,五层宝殿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明代幽溪大师石城开讲《净土生无生论》,天乐盈空,轰动教界,盛传至今,继智者大师圆寂显往生净土瑞相之后,石城再次成为净土感应瑞相的圣地。

  法脉流长

  明清两代三百年间,僧俗两众护持,历代禅师克服千险万阻,重兴重修重建古刹建筑和大佛,代代相传的香火佛灯延续不止。

  意圆德盈禅师、无上达岑、子秀祖泐、通悟然解、顺阳定阴、品莲果华、碧峰净真、文治澄然、兴德澄觉、显华澄诠、镜阳文郁等历代大师高僧募集并有所作为,屡次重新建设的场景,使得大佛寺佛灯香火长存不止。

  “栖光净院”的建成,再现东晋时期“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三寺鼎立,佛寺再兴之盛况。三圣殿、讲经堂、藏经楼等各式殿堂的建设,特别是舍利塔和栖光宝塔的兴建,使大佛寺设施更全、功能更好、品位更高,从而促使大佛寺的知名度更高、大佛寺景区的佛教文化氛围更浓。进入殿堂,庄严肃穆,烦恼顿消,犹如迈入“极乐”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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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春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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