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洲山，又名沃州山，地处剡东岇山之南，与天姥山南北对峙，被誉为东南眉目，为历史文化名山。西晋天竺僧白道猷，东晋高僧竺道潜、支道林，名士戴逵、王羲之等归隐兹山，继而高僧星聚，文人嘉会，人与山相得于一时。唐代白居易撰《沃洲山禅院记》，始称十八高僧、十八名士，堪比庐山白莲社、山阴兰亭会，号称胜会，誉播遐方。唐宋以降，文人墨客，仰慕高风，纷纷登临，有魏征、孟浩然、李白、杜甫、朱放、刘长卿、朱熹、叶适、陆游、杨万里等，唐风宋韵，咏吟不绝，六朝唐宋，高峰三迭，沃洲山成为滋生传承山水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唐诗文化、理学文化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地标。而今，云起沃洲，世事变迁，追寻沃洲胜会，赓续历史文脉，更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胜境美沃洲

　　首先，让我们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维度来探寻沃洲山地理形胜，在这方面，新昌文史界前辈石杏荪、陈新宇、陈百刚、竺岳兵、石鸣皋、潘表惠、唐佳文、袁伯初诸先生都曾有过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从古人辨山识水的地理认知而言，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精确的过程。一般来说，沿河而居的先民，识水往往早于辨山。在古代浙江文化中本就有习水便舟的传统，早在《越绝书》中已经记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又如南朝陈史学家顾野王撰《舆地志》记载：“剡东百里有石桥。里人传：旧路自石笥入天姥。”讲的最早通天姥、沃洲的是水路。而辨山，往往从最初的只识山地、山脉，而不详山峰，笼统而不精确。随着伐木开径，刀耕火种，渐次开发，遂衍化出各个山名。

　　秦汉时期，新昌地区，属古越荒徼，会稽剡地。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相对于都城建康，这一带山区史称“会稽剡山”或“会稽东山”。自汉代以来，流传有“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言和刘阮遇仙、大禹治水、任公钓鳌等传说。唐初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剡县多山，为两火一刀（即刀耕火种），可以避灾也。”意指这一带为避乱隐居之地。从此，“会稽剡山”也就成了高蹈者避世的代名词。会稽剡山，又大多处于“五县余地”之天台山脉，支遁《天台山铭序》曰：“余览《内经·山记》云：剡县东南有天台山。盖仙圣之所栖翔，道士之所鳞萃。”后又逐渐衍化为“剡之天台”或“剡天台山”，包括天姥山脉、岇山山脉和金庭山脉。

　　岇山在剡东，晋时为今沃洲镇一带山脉的统称，为今新昌东部之主山。岇山之名，最早见于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有“支公好鹤，住剡山东岇山。”又有“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的记载。当时，“岇山”与“仰山”“印山”并见，系误刊。从文献可见，才正式定名为岇山。而“岇”字，似因岇山为山专名衍化而成。“岇”音áng,是一个专指今浙江省新昌县水帘尖、沃洲山、鳌峰山、西山、孟塘山、渡王山、塔山一带平均海拔200米的玄武岩台地专用名词。查《康熙字典》等辞书，均解“岇”为鱼浪切，昂之去声，山名也，在越剡县（今浙江新昌）界。除此之外，均无他义。

　　清闻性道辑《东岇志略》记载：“东岇山，一名远望尖，在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东四十里。其高以丈计者五千余，周围为里凡四十。脉自菩提峰来，菩提盖接天台华顶之北，递罗坑观音样，度燕子坑，起山曰大麦，盘折五十余里，跨朱母岭，循冈右折可数里，孤峰峭拔，以孙视群峦者，即岇山也。其巅眺新、嵊二邑，数百里如列掌上，古有庵曰摘星，塔曰文华，为邑震方之独秀。”

　　岇山地势呈东南—西北走向，顶平而突兀于今新昌江之东北、黄泽江之西南，被新昌江、黄泽江，莒溪四面环抱，岇山从高空俯瞰，又像一条浮出水面的大鱼，书称“鳌峰”，俗称“山背山”。可见，后世所称之沃洲山原属岇山山脉，与岇山相联一体，魏晋时两山统称“岇山”，南朝齐梁时两山并称，唐代时两山一度统称“沃洲山”，宋代以后逐渐又分为两山。

　　沃洲山定名，当晚于岇山的出现，约在晋宋之际。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只记支公“住剡东岇山”，而未提及沃洲之名。披阅文献，沃洲山之名最早见于梁慧皎撰《高僧传》，书中义解目有《晋剡东仰山竺法潜》及《晋剡沃洲山支遁》两人传记。记及竺道潜咸康六年（340）“隐迹剡山以避当世。”支道林继之“遣使求买岇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在岇山总名之下另列沃洲山专名，首次出现岇山、沃洲两山并记。后支道林便“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小岭寺也称沃洲精舍，规模竟达到“僧众百余，常随禀学”。形成了沃洲山僧团。从此，经道猷肇基、竺潜开山、支遁“买山”，岇山与沃洲山齐名，岇山甚至一度衍化为沃洲山，史上驰名。

　　考沃洲山之名，实因沃洲得名，而沃洲又因沃泉得名。东晋高僧支道林于岇山之侧小岭建沃洲精舍之后，该山因傍溪中有沃洲而名山。而沃洲因剡溪上源之沃水而名洲。据晋郭璞注《尔雅·释水》：“沃泉悬出。”“泉之从上溜下者为沃”。“洲乃水中可居者也”。则可知沃洲实由沃泉、沃水而得名。沃水其源有二：一是津溪，源于菩提峰，汇岇山水帘之水；一是石桥溪，源于天台山石梁飞瀑，两水均源自两处沃泉。两水会合于香炉峰之阴，至桑园前分派，“中壅沙潭，长里许者曰沃洲，平坦幽闲，丛生兰芷。前有潭曰锡杖，相传白道猷尝卓锡于此，影空人心，知开源之有自”。绕洲后，复在石笋下汇流，循放鹤峰、鹅鼻峰而下。此段溪流处于岇山与天姥之间，又称为沃溪，沃溪流至石牛镇（今新昌城）称东溪，经鼓山后称三溪，后至剡县县治汇流成九曲剡溪。由此可见，自沃泉而名沃水，由沃水而名沃溪，由沃溪而名沃洲，由沃洲而名沃洲山，知开源之有自矣。

　　自支竺隐岇山沃洲后，高僧名士慕名前来，麋集沃洲谈玄论道，咸康至宁康（340—373）三十年间，沃洲山独秀江左。据《南齐书》，著名道士褚伯玉有隐操，居剡瀑布山修业三十年，即此（也属剡东金

　　庭洞天范围）。著名上清派道士顾欢，宋元康初，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元嘉末，卒于剡山，也即此山。居山之间，佛道并传。

　　宋元嘉六年,谢灵运傍沃洲山开道天姥,不久大明年间剡法华寺高僧慧静移居东岇山,高僧仍不乏人。待齐梁石城寺石窟造像后,佛事兴盛，世人转而瞩目石城，沃洲山一时沉寂。至陈隋智者大师为慕晋宋英贤来“会稽天台山”，天台宗兴。沃洲山扼通天台山往来水道咽喉，游人日多，隋末唐初魏徵即有《宿沃洲山》诗：“崆峒山叟到江东,荷杖来寻支遁踪。马迹几经荒草没,仙坛依旧白云封。一声清磬海边月，十里香风涧底松，何代沃洲今夜兴，倚杖来听赤城钟”。马迹、仙坛、清磬、赤城钟、青草、白云、海边月、十里香风、涧底松，自然、人文兼美，支遁遗迹虽已难确指,沃洲山水却依旧云封，沃洲山因而令人神往，诗人仰贤忆旧之情也跃然纸上。

　　东晋四百年后至隋唐，沃洲山已确立为专名。自唐大和年间头陀僧白寂然，继西晋天竺僧白道猷沃洲山肇基余绪，重振沃洲山禅院，并延请唐代文豪白居易撰《沃洲山禅院记》，白文中所指沃洲山为：“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其馀卑岩小泉，如子孙之从父母者，不可胜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所指沃洲山范围与晋世岇山相同，与天姥山南北对峙，被誉为东南眉目。从此，白居易垂文扬名，沃洲山名声大振。加之前后，又有李白、杜甫、孟浩然、朱放、刘长卿等著名诗人寻访沃洲山，并留下诸多诗篇，成为浙东唐诗之路重要枢纽，沃洲山影响远远超过岇山，与天姥山并称，所以从人文地理角度看，此时的沃洲山又一度包括岇山，以至后世又经常以“沃洲”作为剡东甚至剡中的代称。白文所列沃洲山“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正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晚年归隐卒葬之地。至唐宋，沃洲山声望日隆，宋赞宁撰《宋高僧传》义解篇《唐处州法华寺智威（附慧威）》记载：“释智威（台宗六祖）……闻天台宗教盛，遂负笈往沃洲石城寺，亲灌顶禅师求请心要。”说明当时的沃洲山还包括沃溪（今新昌江）流域的“石城山”等地，已作为剡中即新昌全境的代称，清代的《赋役全书》就是以“沃洲”代表浙江省之新昌县。之后，以沃洲山为中心，全县有沃东、沃南、沃西、沃北等指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沃洲胜会也是剡东胜会，也是新昌胜会。

　　沃洲山，经唐末战乱波及，由盛极而转衰，虽风景依旧，人事已非，但文人骚客仍流连忘返，创作旺盛。唐代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撰《天地宫府图》、五代道士杜光庭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北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都将沃洲山、天姥山分别列为第十五福地和第十六福地。至宋代，国家编撰地理总志开始关注沃洲山。在宋代的五大全国地理总志中，均有关于沃洲山的相关记载，足见其地理与文化地位之重要。经新昌文史学者马骏考证，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沃洲，在县东七十二里”，指出其地理位置；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新昌。州东南二百二十里，八乡。有沃洲山、真水”，则将沃洲山列为新昌的重要地名标志之一；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记载：“新昌县，本剡县地，五代时置新昌县，属越州。有沃州水”，印证了沃洲区域水系的显著特征；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沃洲天姥为眉目，白乐天作沃洲山真觉寺记”，彰显其佛教文化影响；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载：“庐岳东南秀，香花惠远踪。名齐松岭峻，气比沃州浓”，赞颂沃洲山之灵秀与声望。沃洲山不仅屡见于宋代官方地理文献之中，更在山水名胜、宗教文化等方面

　　具有深远影响，体现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独特地位。

　　纵观剡东岇山山脉，整片台地位于台、越、明三州之间，为剡东新昌东部之主山。东岇水帘尖、南岇沃洲山、西岇梅林山、北岇山背山（鳌峰），是分布于这片100余里广袤台地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形胜。宋嘉定间，著名诗人杨万里宿此，曾有诗云：“四面环溪溪外山，置身浑在水云间。山中隐者头如雪，清夜安眠白昼闲。”极尽岇山一派溪山闲居世外桃源之境。再观沃洲山，原属岇山山脉，与东岇相连一体，处于岇山南侧、沃洲之阴，与天姥山南北对峙，锁古剡溪上源咽喉，有水帘洞、东岇寺、沃洲小岭寺（沃洲精舍、沃洲山禅院）、支遁岭、养马坡、放鹤峰、香炉峰、锡杖潭、

　　王公碇岭等地理形胜和历史遗迹，著名的沃洲胜会就主要发生于以沃洲山为中心的剡东地区。

　　沃洲能共隐

　　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不仅记叙了沃洲山的地理形胜，进而记载了晋宋时期在剡东沃洲一带隐居盘桓过的十八高僧、十八名士，为后世广泛引用与称道。据此，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沃洲山，在（新昌）县东三十二里。晋白道猷、法深、支遁皆居之。戴、许、王、谢十八人与之游，号为胜会，亦白莲社之比也。”从此，历史上就以“沃洲胜会”来赞誉这次大放异彩的盛会。

　　为印证白居易记叙的“沃洲胜会”，新昌文史学者徐跃龙等对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石刻文献的产生、书丹、刻碑、损毁、流布、接受和解读作过专题研究，陈新宇、唐樟荣、释正涵、袁伯初等分别对晋宋入剡高僧和入剡名士作过详实考证，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统计分析，实际上当时在剡高僧、名士都不止十八人。白居易列十八高僧、十八名士，一是古人惯以“九”表众多，白居易所列两个十八人都是九的倍数，也是泛指入剡高僧名士众多之意；二是白居易有意与著名的晋宋同时期庐山慧远结白莲社十八高贤类比，提升沃洲彦会的规模、地位和影响，这是白居易作为大文豪运用文学手法对“沃洲胜会”最为恰当的表达。还因当年白寂然提供白居易撰文的史料亦不精详，所记内容并不完全真实可靠。因此，我们为还原信史，有必要对白氏名文所列高僧名士作一番更为详实的考证。

　　据陈新宇《东晋在剡十八高僧初探》，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原文是：“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有乾、兴、渊、支、道、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现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入剡高僧按隐居驻锡地考证，至少有三十二人，具体如下：

　　居东岇山者七人：1．竺潜，字法深。隐东岇三十余年，创般若学本无异宗，是岇山最早开山者。2．竺法友。3．竺法蕴，悟解入玄，倡般若学心无宗。4．康法识。5．竺法济，作《高逸沙门传》。以上四人皆竺潜之神足，附见《竺潜传》。6．释道宝，俗姓王，居东岇。附见《竺法崇传》。7.释惠静，居剡之法华台寺，后憩东岇山。居沃洲山者四人：8.白道猷，或作帛道猷，永和中居剡沃洲山（后招道一归隐）。9．支道林，咸康间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创般若即色宗。晚移石城山，立栖光寺。10．支法度（或曰法虔），先遁亡。见《支遁传》。11．竺法仰，见《支遁传》。居石城山者十二人：12．昙光，或曰帛僧光，晋永和初，投剡之石城山，创隐岳寺，处山五十三载。13．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后入天台山。14．于法兰，居于石城山足，创元化寺。15．竺法兴，以洽见知名。16．支法渊，以才华称著。17．于法道，以义解驰声。以上三人均附见《于法兰传》，与兰同时比德。18．于法开，为于法兰弟子，续修元化寺，创般若学识含宗。19．于道邃，敦煌人，于法兰弟子，隐居石城山，创般若学缘会宗。20．于法威，于法开弟子，附见《于法开传》。曾居石城山的高僧还有齐梁时期先后造石窟弥勒大佛的三人：21.僧护、22.僧淑、23.僧祐，史称“三生圣迹”。其余居剡或曾至剡者尚有九人：24．竺法崇。25．竺法义，从深公学。26．支昙兰青。晋太元中游剡，后憩始丰赤城山，卒于山。27．竺道壹，即道一，白道猷尝招道壹归隐沃洲，创般若学幻化宗。28．昙济，宋元嘉间来住孟塘山，作《七宗论》，见谢灵运《山居赋》。《昙斌传》附见。29．释法宗，剡地法华台寺僧。30．昙斐，会稽剡人，居法华台寺。31．法藏，以介节见称，居剡南岩寺。32．释僧柔，入剡白石山灵鹫寺。

　　将以上高僧名单与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十八高僧对照，相合的有十二人：蕴、识、济、光、兴、渊、道、开、威、斐、藏、崇。字形相近的有四人。“友”误作“支”，当系竺法友；“宝”误作“实”，或误作“宾”，当系释道宝；“仰”误作“印”，当系竺法仰；“虔”本作“度”，当指竺法度（一曰法虔）。这样白氏所记十八高僧中有十六位已切实可解；难解说的只剩“乾”、“逞”二人。白氏十八高僧中居然没有于法兰、于道邃师徒二人，而这二人在晋世高僧中名望地位特别高，白氏十八字中难解的“乾”是否有可能是于法兰的繁写“兰”字的缺笔误抄；“逞”字是否可能是于道邃的“邃”字的缺笔误抄？当然，这种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又据唐樟荣《六朝入剡十八名士考略》，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原文是：“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玄度、殷融、郄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

　　焉。”其中“高士”“名人”又合称“名士”，包括三类人士：一是声名卓著，远播朝廷，不就徵诏，隐居不仕的隐士高人；二是得

　　名早于得官，或虽为高官而能清谈的闻人；三是除僧人外的地方著名人士，为众所重者。据考证，十八名士中，寻其来源，便不难发现，其名单实来自梁慧皎《高僧传》。其义解篇《晋剡沃洲山支遁》中记录与支遁交往的名人二十一人，除谢安、殷浩、刘系之三人外，即是《沃洲山禅院记》中所记十八人，有多人不一定入过剡。但这并非是说当时入剡名士不多，只是说这一名单非第一手资料，而且举焉不详，其实入剡名士也远不止此，至少有四十五人。

　　据《世说新语》《建康实录》《真诰》《剡录》等对六朝入剡名士补记如下：南宋高似孙作《剡录》，卷三为“先贤传”列“人士”目，记载三十五人。除唐代四人外，晋宋六朝为三十一人。十八名士中，除卫玠、桓彦表、谢长霞三人外，收录十五人，显系受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影响，但也表示了新的看法，补记者都入剡有据。另补充的东晋有谢敷、谢奕、李弘度、戴勃、戴颙、阮裕、阮佣、阮万龄、王徽之、谢玄、谢朗等十一人，而扩展至二十六人，又记宋、齐、梁时人士孔淳之、谢灵运、孔稚圭、张嵊、朱士明等五人，更有“仙道”如刘晨、阮肇、葛洪、褚伯玉、赵广信、孙韬、顾欢等隐士式人物七人，总计达三十八人。《剡录》补记的六朝在剡人士，比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要平实得多，基本上是三类情况：一类是长期隐居于剡或一度定居于剡，家于剡者。如戴逵父子、阮裕祖孙、谢敷、孔淳之、孔稚圭、朱士明、赵广信、孙韬、顾欢、刘晨、阮肇等。一类是家在会稽郡内、常有机会入剡者，如谢氏家族，王徽之等。一类是仕宦会稽郡或剡县的，如李充、周顺、张嵊等。这些人士的事迹在正史及《世说新语》《建康实录》等书中都是有案可查的。

　　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与《世说新语》《建康实录》《剡录》所录六朝入剡名士已达三十八人，固然已是不少，细考也还有较为重要的七人补充如下：1、王珣：丞相王导之孙，王洽之子。宁康二年，王珣曾入剡礼支遁墓。2、周翼：㕁鉴外甥。咸康五年，㕁公亡，翼为剡令。3、刘勰：梁天监十五年僧祐造石城石弥勒大像成，作《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文中记述石城景色历史，宛如亲历，当亲来石城山撰文。4、王操之：羲之子，徙居剡之金庭，徜徉山水。5、王弘之：始宁、沃洲有佳山水，弘之曾依岩作室。6、王镇之：曾为上虞令、剡令。7、周颙：宋元徽时出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另袁伯初文中还有一位：许副，字仲先,昔为剡县令,甚有德惠。）

　　综上所述，晋宋时期，会稽剡地确为高僧名士荟集之地，达到了六朝剡东文化大放异彩的第一次文化高峰，所谓魏晋风度、支竺遗风、沃洲胜会，就是对这一时期地方人文现象的高度概括与赞誉，由此，会稽剡地尤其是沃洲山已然成为山水胜地、佛教圣地、道教福地、人文高地。　　（待续）

       新昌白云书院沃洲胜会研究课题组  执笔：徐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