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留学”

　　两周岁，大约1976年，我被送到杭州姑妈家上幼儿园。后来管这叫“幼年留学”。两岁的孩子懂什么寄人篱下？但小孩子是天生的“阴谋家”，早早学会了察言观色。不是姑妈家对我不好，是那么小的人，已经知道看脸色、听脚步、判断什么时候该安静。曼丽姐的教育，从“幼年留学”就开始了——不是学知识，是学独立、学观察。四岁回到县城，曼丽姐第一天领我去幼儿园（新昌县幼儿园），第二天就让我自己去。四岁，穿过小半个城区，走到幼儿园附近忘了怎么走，就站在路边等——总会有小朋友要上学的。嘿，真让我等到了。那不是胆大，是被训练出来的本能。

　　运筹学的启蒙

　　华罗庚先生是影响曼丽姐思想的一位数学家。七十年代的孩子，无论大小都要承担一定的家务活。曼丽姐从家务入手，要求我们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开始的目标是为了有更多时间玩，逐渐演变成自我能力的展示。在她眼里，能做家务、能在相同时间完成更多的事，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光荣。而对我们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打骂，而是剥夺做家务的权利——没有继续实践的机会，就不能进步了。久而久之，我的思维中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做任何事情前，都要仔细考虑步骤，估计完成时间，然后把实际完成情况与预测对比。工作后，我对时间轴方面的工作分配很有心得，每个项目承接后，进度分解、任务分配、关键点确定，都会在脑海里变成横向与纵向的图形。

　　两本育儿宝典

　　七八十年代，关于孩子教育的书很匮乏。曼丽姐手头有两本“宝典”。《父母必读》——1980年创刊，曼丽姐第一时间订阅。那一年，我已从杭州“留学”回来。《为了孩子》——1982年1月创刊，曼丽姐又订了。这是上海市妇联主管的育儿刊物，创刊号定价两角，16开本。两本杂志，她一期不落。不但她看，我们也看。曼丽姐会选一个小短篇，对我说：“猫猫，下午在家看这篇文章。不认识的字，在字边点个点。”夏日午后，天井里摆把小椅子，我就乖乖坐着，逐字逐句地读。不认识的字，拿铅笔在旁边点一个黑点。整篇读完，满纸密密麻麻。初中时有一次整理旧书籍，翻出当年那些《父母必读》。有一篇不到三百字的文章，字边点满了黑点。那是还没上学的年纪，一个字一个字啃过去的。

　　装订杂志：劳动最光荣

　　我家的习惯：爱书，连杂志也要按半年度装订成册。曼丽姐领着我们，用扎鞋底的锥子在杂志左侧均匀扎孔。她会做布鞋，小时候我们的布鞋都是她做的。那把锥子，扎过鞋底，也扎过杂志。我们三个分工：有人穿针，有人装订，大家一起做。劳动最光荣。那些合订本，至今遗留在脑海里。翻开来，能看到不同笔迹的黑点，看到不同年份的针眼。

　　绍兴香糕：物质版的“不多一口”

　　1986年，县城的小升初政策突变。新昌中学初中部取消，所有学生都去了城关中学。离家远，上午四节课，曼丽姐怕我饿，每周给我一包绍兴香糕，椒盐味的。那包香糕，有时候我会分给弟妹一点。因为曼丽姐从小教育我们：你们三个是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外玩耍，必须三人一起。大的管着小的，男的照顾女的。一个人闯祸，三个人一起挨罚。一个人得了表扬，三个人都有份高兴。曼丽姐没说过“分享”的大道理，她只是把那包香糕放进我的书包，然后我知道——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

　　团队合作：糊纸袋的流水线

　　小学暑假勤工俭学，糊纸袋。曼丽姐教给我们很多。

　　1. 工作分解

　　一人独立完成一个纸袋，与三人协作完成，用时和质量差异很大。曼丽姐帮我们把糊纸袋拆成三个大步骤，分别由三人承担，形成流水线。

　　2. 关键岗位与异常处理

　　第一步涂浆糊、对折，直接影响速度，由年龄大的我承担；妹妹坐不住，负责中间步骤；弟弟处女座，追求完美，放在最后一步。糊袋过程中，某一步的待加工品变多，上工序的人就停下来帮助，而不是减缓第一步速度。我们还轮换岗位——一专多能，增加新鲜感。

　　3. 坚持，再坚持

　　浙江的夏天，酷暑难耐。对于不满十岁的孩子，长时间完成一项工作，前几天是好玩，再就是定量包产到户，最后变成一种责任。这跟精益生产中的持续改进非常雷同：从积极参与，到效果不明时的懈怠，到后期变成自主行为。每一天的改善，聚成大变革。

　　尾声

　　曼丽姐的教育，从来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它是一种浸泡（对不起，我是三体死粉）——把我们泡在杂志的文章里，泡在“你自己去”的指令里，泡在一人一口的绍兴香糕里，泡在糊纸袋的流水线里。如初中那一年，我自己翻开旧杂志，才看见了那些黑点的重量。

　　不重。一粒米那么大。

　　够压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