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1937年出生的“牛”，十岁起便当放牛娃，务农一辈子，唠叨起种田地的事儿，恰似风吹稻穗，漾开沙沙作响的乐章。

　　老家在新昌东南之回山，旧称烟山。早先的田，要么缺水，叫“燥搁田”，只能种旱稻“燥稻糯”，亩产一百来斤；要么常年积着一汪冷水，俗称“烂田畈”，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山坡上种着耐旱的六谷（玉米）、鸡爪粟，尤其是鸡爪粟在农历五六月份成熟，刚好用来填补青黄不接时的粮荒，是许多人家的“续命粮”。

　　那时还没解放，田地掌控在少数店王（财主）手里，靠租种田地养家糊口的唤作佃户，外出帮工来维持生计的称之雇农。那些缺田少地的底层群众，糠菜半年粮，吃了上顿无下餐，忍饥挨饿是常态。当地有民谣传唱“怀兜做米壶，扁担当大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贫苦人家的生存状况。由于无田地耕种，无奈外出做挑夫谋生，一根扁担走天下，穷得叮当响，家无隔夜粮，需不时借点粮食苟命。

　　母亲回忆道，小时候有口薄粥汤喝，就算好家境了。外公家里有几分薄田，种的是高秆水稻，叫“散子黄籼”。稻谷脱壳后米粒呈淡红色，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桃花米”，煮成饭口感好，但产量低。那时，家常主食是六谷糊、番薯粥，农忙时煮点干饭要留给做重活的男丁，因此总盼着过年，能吃上几顿拌有杂粮的大米饭。

　　刚解放时，老家的农户每人能分到一亩二分的田地，但“种田全靠天”，抗旱排涝能力差，广种薄收。清代流传下来的《烟山赋》中，就有“东河西河，未闻涓涓之流；上塘下塘，不睹跃跃之鱼”之句，那些冠名“河”“塘”的山村，实乃黄泥冈上干涸缺水之地。“有收无收全在水，多收少收要看肥”。种田人明白，水是庄稼的命根子，缺水极易导致农作物颗粒无收。

　　母亲说，政府号召兴修水利，筑水库、开沟渠。老家下塘村连续建起两座小型水库来蓄水，用于灌溉农作物。有了水资源，村民挖山开垦梯田，扩大水稻种植面积。那些年，各村开展粮食高产竞赛，田间地头竖立起亩产“千斤赛”的牌子。为了多打粮食，尝试种植“双季稻”，早稻秧苗栽种后约一个月，在早稻行株间的空隙嵌种上晚熟稻的秧苗，早稻成熟收割后留下晚熟稻继续生长，一年收两季。这种“间作”模式，被群众形象地称之为“嵌稻”。“嵌稻”虽然收两季，但产量不理想，乡间仍缺余粮。

　　上世纪50年代末，老家开始推广连作稻。连作稻不是水稻品种，是在割了早稻后接连种上晚稻，故称“连作”，它与“嵌稻”同属种植方式的变革。时值农历六月夏天，天气炎热难耐，田里的水晒得会烫脚。当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男女老少全员上阵，冒着酷暑赶时间抢收早稻，在立秋节前抢种上第二季晚稻，民间一般称作“双抢”（抢收抢种）或“双夏”（夏收夏种）。

　　当年老家流传着一句俗谚：“晚稻不过立秋关”。缘于山区海拔高，秋天低温气候来得早，晚稻插秧必须赶在立秋前，否则会影响到晚稻抽穗扬花，以致减产歉收。“双抢”期间，白天无休，还免不了开夜工，人员极度劳累。为减轻劳动强度，当时出现了一种叫“水直播”的种植方法，不用育秧和移栽。早稻收割后，平整好水田，用一个布满等距离小出口的特制木桶装上种子，人拉着往前滚，直接播种。母亲说，“水直播”是笨折腾，想法好，结果落空。直播的种子难以均匀，少的要补植，多的要选苗，本想省工省力，然而事与愿违。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大面积推广种植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单季杂交稻的产量，抵得上早晚稻两季，连作稻的种植模式随之消失。家里储有陈年稻谷后，每餐吃上了白米饭。

　　又遇炎暑，正是当年 “双抢” 的时节。母亲说，每到此刻，梦里总能闻见稻谷摊在烈日下晾晒，散发出清醇绵长的谷香。